一
　　 我没想到，我还能见到甩棍。我们差不多二十年没见，我听说他去了那地方，病情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和常人没区别，但如果开始胡言乱语，那就是发病了。这些我听别人说过，没有亲见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一直都是那个矮个子，圆脸，笑嘻嘻的，眼神永远不聚焦，似乎在看你，似乎又在望着别处。
　　 甩棍是我的初中同学，我坐在第一排靠窗，他坐最后一排靠墙，我和他的距离，就是教室里最远的对角线。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，三年没有挪过窝，陪伴他最多的是堆在角落的扫把撮箕。
　　 那时候，我是班上最乖的学生，从不迟到早退，上课也不会讲小话，作业总是按时完成。我从不和谁走太近，也不参加同学之间的任何活动。老师叫我做小组长，我也辞了，因为我妈说，初中当个芝麻小官没什么用，还影响学习。我的目标是将来考个好大学，所以我得好好学习。甩棍不一样，他从小学到初中，一直把持着全班最后一名，谁也抢不走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一会身上痒，一会屁股疼，没一刻安静，为此，老师将他调到最后一排，只求他不影响别人就好。
　　 我和甩棍中间，隔着最遥远的距离，但后来，我们成了朋友。
　　 二
　　 我们那地方，小学毕业后，如果还想继续读书，就得去镇上。镇上的中学，离我家有五六十里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我得住校。住校要交住宿费，一日三餐在学校吃，伙食费也不少。住校意味着要交大把的钱。我家那时候没什么钱。父母种着两亩薄田，种下去的是种子，收上来的是谷子，谷子不会随意长大，都是父母的汗水浇灌出来的。父亲寡言少语，每日闷在地里干活，只盼着能得到更大的收成。但庄稼收获总有个限度，不会因为流的汗多，就会收成更多。
　　 为了存下更多的钱，父亲每日除了吃几餐饭，断了其他开销。其实，他是有很多爱好的。比如吹笛子，他有一根笛子，比我的手臂都长。夏天的夜晚，凉风起时，他总会吹响它，它发出的调子，比夜风更凉。后来那根笛子坏了，母亲劝他再买一根，但他舍不得钱，就不了了之了。父亲还爱收集牙膏皮，等它们堆成一垛，就跟来村里的货郎换别的东西。有一回，货郎的筐里，除了针头线脑，还有一本书，父亲用全部的牙膏皮换了那本叫《三国演义》的书，从此不得了，不管吃饭还是干活，时时揣在怀里，有空就瞅上几页。饭后，别人是抽一袋烟，他是看几页书。他这行为在农村看起来有点怪，农民嘛，不就是捏锄头柄，下地甩汗珠子讨饭吃，至于看书，是城里人的事。但他这行为，别人都能理解。父亲并不是我们村的人，他的家在上海，那时候知青下放，他和其他人就到了我们村。知青回城时，其他人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，先后回去了，但他没能回，至于原因，大约是太耿直，得罪了乡里的书记，可能还有镇长，也许连生产队长也在列，他被死死地按在我们村。他去闹，动了手，谁也想不到这个文静老实的青年，会打人，他将不愿在他申请表上盖章的村支书，暴打了一顿，但他本人，也被打得三个月不能下床。后来，他大约也死了心，快四十岁时，和我母亲结了婚，有了我之后，在这里安心当了农民。他这个农民，和村里的其他男人，是格格不入的，有些人喜欢摸几把牌，父亲看都不看的；有几个爱聚在一块，每人凑个三五块，集在一堆去喝个小酒，父亲也从不参与。他只爱看点书，为了省钱，还手抄过《水浒传》。用的是零打碎敲找来的纸，摞成一叠，用线装订成一册，就是一本。翻开来，里面写得密密麻麻，匀称好看。后来他学会了抽烟，烟叶是自己栽的，就栽田垄边，既不费地，又能时常照拂，烟叶长势很好，比禾都高。秋天的时候，地里的稻子割了，顺带将烟叶也割回去，放在树荫下风干，烟叶慢慢变黄。父亲将它们捆起来，一定要捆得紧紧地，将它们细细切下来，就成了烟丝，装进一个塑料袋里，烟瘾来了，就拿出一撮，用纸捆好，点燃就抽。这个习惯害了他，抽了几十年这种烟，将他的肺抽坏了，后来他死于肺癌。
　　 我很少能进入到父亲的心底，他总是沉闷，带点郁郁寡欢，和我们不亲。老年时却又像变了一个人，帮我们带孩子，孩子们都亲他，看见他就“咯咯咯”地笑，往他怀里扑。后来我大约能理解他的心路历程，他跟我说过，年轻的时候，总想着是要改造这个世界，时时处处对抗，结果害了自己一世，也害了别人，老了老了才想清楚，这世界哪会如人的意，只有人顺着世界转。
　　 父亲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清澈，大悟了一般，但那时，我没能理解他的话，我按照我的理解，和这个世界斗争着。
　　 我家那时很穷，但别的人家也好不到哪里，大家都穷得叮当响。由此，去镇上读中学，成了奢侈的事。到了中学，就会发现，我认识的人，急剧减少了。他们去了哪里？女生们很多出去打工了，去饭店做服务员，学裁缝，是当时最热门的，辗转几年后，就可以结婚了，找个人随便嫁了，是当时很多人的出路。过得好不好？谁关心呢。自己也掌握不了，也就胡乱地过，谁不是这么过一辈子呢？男生的出路更广一点，学修汽车、摩托，学厨师。也有人加入了当地的小流氓团体，打几年架，残了的有，进局子的也有。个别的做了老大，现在成功洗白，是身家千万的民营企业家。如是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　　 我的父母，为我选择了相对安全，也最费事费钱的一条道——继续上学。母亲总宽我的心，说:“不要操心钱，只要你读得进，就是读到上海，砸锅卖铁也会供你去。”
　　 母亲总说读到“上海”，我们全家对“上海”执意很深，毕竟那是父亲的家乡。
　　 我去镇上读书，感觉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中学建在一片山上。山已经推平一半，建了几栋教学楼和宿舍。从宿舍的窗户向外看，远远近近全是树，高的矮的，密密扎扎，扑面而来。操场在另外的山上，推平了，但没有铺水泥，所以下雨天，我们是不能上早操和体育课的，因此，其他各科老师明目张胆地占用体育课。天气晴太久，地面有一层浮尘，几百人做广播体操，做到跳跃运动时，浮尘满天飞，我们吃一嘴灰。
　　 中学的同学和小学的也不一样。他们都说普通话，我一开口，他们能笑一天。还有就是英语，成了我最大的包袱。那时候，我连普通话都很蹩脚，英语更是整不明白。英语老师姓成，是个男的，是我们班同学成功的父亲。他以前在另一个学校当教导主任，后来调到我们学校教英语。我们遇着他时，他已年过半百了，每天上课“abc”，下班“妈妈逼”。他为什么下调到我们学校，据说是爱使唤学生。他老婆在家种了整整五十亩地，每年能收几万斤谷子。这么多地，一家老小齐上阵，也是干不过来的，只能叫学生来帮忙。面对一眼看不到边的田野，学生们弯着腰，机械般挥舞镰刀，一天下来，字都写不成。镇长的儿子，也在那一届，人白白净净，戴个近视眼镜，还是度数很高的那种，平时也不在班上嚷“我爸是镇长”，谁也不知道班上有这么个宝贝疙瘩。成老师见到半大的孩子就高兴，这都是半劳力啊，催着他们使劲干，干着干着就出了事，那公子哥中暑了，一头栽在田里，昏迷不醒。好在送医及时，没弄出什么大事，但镇长很愤怒，说成老师“没板”（规矩），残害祖国的花朵，别说教导主任干不成，还得将他开除出人民教师的队伍。成老师只得找他当教育局长的同学找镇长求饶，花费了几万斤大米的价钱，才弄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。当时，我们学校每个科的老师都特多，实在塞不下，但英语老师奇缺，校长就说，想来可以，先把英语搞流利再来，搞不好就进不了这个门。成老师只得去进修了一年，回来看见校长就是一句:"Hello,xiaozhang.Icanback.fuckyoumother.＂校长被唬住，愣了一下神，认出是成老师，马上拍拍他的胳膊，亲热地说:“是成老师啊，这是学成归来啊，可喜可贺。”不过校长也有疑惑:“成老师，这英文\'xiaozhang\'和中文‘校长’发音一样？”“当然一样呐。您别说，我这一进修，就发现世界上很多东西是相通的。比如我们国家吧，一直就尊师重教，对长辈也很尊敬，您别说，这西方国家也一样。所以，中西方对于尊称，发音都一样，像‘校长’‘妈妈’这一类，都是中式发音，唯一有点区别的就是，英语的语调在喉咙里要拐个弯。”
　　 校长说: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尊重老师这个理，放到哪里都不会错。对了，成老师，我看报纸上，有什么‘英式英语’还有‘美式英语’之分，你这是哪里的英语？”
　　 “校长，学习就要学最正宗的。英语英语，就是英国人说的话，我这当然是‘英式英语’，标准的伦敦腔。不是我吹牛，我以后教出来的学生，去英国留学，张口就是伦敦话，直接就能在当地生活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和英国那些老太太搓麻将。”
　　 校长秉着试试看的态度，让成老师接了初一三个班的英语教学，也就成了是我们的英语老师。
　　 三
　　 关于成老师，其实我早就忘了他。我初中读完，没考上高中，就去了外面打工。这事对我父母打击很大。他们一直盼着我能读出去，堂堂正正地考回上海。他们觉得埋头在地里干活，没个出息，但一时也找不到有出息的路子，他们认为读书肯定是能出息的。他们盼望我一直读，读到上海去。父亲说，上海的楼比我家的树都高，还说那里的人，不用晒太阳干农活，每天坐办公室吹风扇。到时候了，还能拿钱。他们幻想我将来也能成为那样的人，他们也就成了那样人的父母。可要成为那样的人，就得读书。我不读书了，不但断了自己路，同时也算断了他们的路。为了让我能去读书，他们甚至打破了当初的誓言，就是孩子能读尽量读，但绝不出钱“买书读”。所谓“买书读”，就是考学校差点分，家里可以出几千块给学校，学校帮办学籍。孩子继续上学，和考上的学生同等待遇。但当时的我已经铁了心，硬是不想读。父亲想不出法来，每日只闷头干活，他不跟我说一句话，这是他表达不满的方式，但他依然拿我没有办法。我当时十六岁了，他认为我翅膀硬了。
　　 在父亲心里认为翅膀硬了的我，其实只半大不小，能做什么呢？从法律上讲，还未成年，想做工，人家不收的。父亲有天早上出门，晚饭时才到家，一屁股坐在饭桌旁，对正在盛饭我说:“明天起，你就去跟你胡伯伯打零工。”父亲后半句话没说出来。半夜，我起来撒尿，听见他们房里还有声音，父亲跟母亲在唠嗑，说让我去工地搬砖，是胡伯伯出的主意，目的是让我吃吃苦。太阳下一晒，对比就出来了，自然是读书幸福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。母亲没有接腔，只叹了一口气，那时已是三更天，离鸡叫还早，我瞅眼外面，一切都像浸在浓墨里，化都化不开。但星光很好，满天的星斗，密密麻麻，我实在记不得天空里可以装下这么多星星的。好多好多年过去，当我的人生经历像星斗一样多的时候，我偶尔也会忆起那个夏天的晚上，母亲的叹息，像一记重锤，狠狠地砸着我，让我以后不论遇到什么事，就想着再咬牙坚持一下子。我怕我的放弃，让母亲知道了，又会换来她的叹息。
　　 第二日，我跟着胡伯伯去了工地，他做的是搬砖的活，我就跟着他一起干。他给包工头说我是他侄子，不读书了，就想挣点饭钱。包工头瞅我一眼，扔个安全帽给我，说戴上这个。以后我就跟着胡伯伯，一个工地接一个工地干活。每天，我站在灰头土脸的工地，戴顶屎黄的安全帽，穿一身看不出颜色的工装，每天就是搬砖。第一天收工，我一身的骨头累得散了架，只想找个地躺下。但这事，做着做着就习惯了，每天放空脑袋，尽力榨取身体的最后一点力气，做完倒头就睡，居然还治好了我上学时落下的失眠的毛病。这事做下来，父母对我绝望了，他们知道，我是再也不可能回到课堂了。
　　 时光匆忙，我工地上干了五年后，有人叫我去送快递，说比搬砖轻松，还更赚钱。我做快递员的时候，明显感觉这世界在变，以前每天对着砖石河沙，除了身边的楼在长高，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，人生似乎封在一个盒里。可快递不一样，马路为家，每天面对的都是鲜活的人。我管的那个区域，有一个小妹子，我每星期去她家门口七次，她可以换七种不同款的衣服来迎我，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。
　　 在韵道快运干了三年，有同事拉我入伙，说是新开了家公司，看我老实能干，觉着我人品可靠，想带我一起发财。我当然知道，并不是什么我人品好，他们只是觉得我只爱闷干活，浑身冒傻气，拉进公司，他们管得住我。干着干着，公司居然业务很好，后来有了一些国际快运，为了做大这一块的生意，公司新成立了一个“国际部”。我们几个原始股东要抽一个人来专门管这事。头一个条件就是要会英语，几个股东轮流上台念一段英文，谁的好，谁就能加一分。还有一些别的能力测试，总共二十多项，谁先得十五分，分公司就将交给谁负责。我一上台，开口读了几句后，他们笑得前仰后合:“老陈，你这是哪个旮旯窝的英语啊？”
　　 在那么一瞬间，死去的记忆击中了我，我猛地想到了许多年前的一个午后。浓烈的太阳光穿过玻璃，照进教室，成老师第一次走进我们班，开口就说:“我是成老师，教你们英语，我教的可是正宗的‘伦敦腔’，算你们这群兔崽子运气好，正好碰到我，要是换其他老师教，都是‘中式英语’，出了国，碰到外国人，人家都觉得你们说的是鸟语。到时候丢脸，往小了说，丢你自己的脸，往大了说，是丢我们中学的脸，要是往更大说，丢中国人的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