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晓荷·奖】无常(小说)
一
不记得哪个哲人说过:人生是由无数偶然组成的,早上出门,向左走,可能踩到狗屎。向右走,也许捡到金子,偶尔发生的事,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以前我不信这个邪,但经历几回命运的毒打后,才完全信了。
24岁,人们说这是本命年,要穿红内裤。我请几个哥们吃饭,他们合伙送了几条给我,我很嫌弃,将它们扔在衣柜的最内层,看都不想看见。24岁那年无病无灾地过去了,什么坏事也没发生,当然也没什么好事值得铭记,平平淡淡地过了。后来,我总跟哥们说,什么红内裤,都是骗人的,是那些做生意的,想出来的噱头。
28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,我忽然想吃我妈做的饭菜,揪心般地想。其实,她做不出什么好菜来,只会在我回家的时候,给我打散两个鸡蛋,舀一大瓢水放在锅里煮,临出锅前,撒上一些葱花,热气腾腾地端给我。有时候会多做一个菜,她把夏天晒干的空心菜用水泡开,加上青辣椒炒着,炒出来,混着一股太阳的味道,就着这两个菜,我能吞下两碗饭。
那天出来的时候,就有点晚了。我骑着电动车,才走到一半的路程,天就全黑了。我心里生出些后悔,觉得不该出来,加上天又下雨,能见度极低,心里一度想折回去,但鸡蛋汤的味道总在我鼻子边晃荡,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前开。
那段时间我过得不好。我所在的医院,效益不好,已经有两个月没发工资了。其实医院没钱,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。老院长退休后,每一个新来的院长,都说医院没钱。没钱就改革,改来改去,医生们越来越穷。到了最后,没有办法了,院长们两手一摊,拍拍屁股走人,留下两手空空的医生们,依旧坐在原来的位置。我的口袋里也没什么钱,所以,那段时间,我去我妈那里蹭饭比较勤快。其实很多时候,也不是为了蹭饭,就想坐在老家的门口,坐那么一会儿,呼吸一下那里的空气,精神似乎也能轻松起来。
那天出门的时候,同事们劝我,天气不好,别回去了。去我妈那里,有一段路比较黑,也没安路灯,但只有短短500米的样子。我没听劝,依旧是回去了。
我在我妈那里吃了晚饭,稍微坐了一会,外面是真黑,比平常的夜晚都黑。雨也没停过,时大时小,等雨小的那会,我骑着电动车出门了。走了一半的路程,是真的看不太清楚,到处都是黑黝黝的,我凭着感觉往前骑。开着开着,车子突然摔在地上,我听见自己内心有个声音说:“终于是出事了。”
我在地上趴了一阵,从懵懂中清醒过来,才发现是有人将一辆摩托车放在路肩上,我没看到,直接将那摩托车撞倒了。我发现我起不来了,挣扎着拿手机打了急救电话。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,紧急拍片后,说是腰椎骨折了。我想完了,躺床上三个月是跑不了呢。
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不能移动,腰部一阵阵钝痛。三五个医生,轮番上阵,劝着我做手术。我仗着自己能拉尿,能解大便,脚指头能动,就和医生硬扛。医生终于也是失去了耐心,觉得我这个人油盐不进,是说不动了,就随着我去了,也不怎么来查房,就让我躺在那里,吃喝拉撒都在床上。
三个月后,我终于是能自己起床,上厕所了,但身体总是有些不适。每晚每晚睡不着,头晕得厉害,脸色苍白,脚步虚浮。一时间,内外科检查做了一遍,也没查出个名堂来,医生束手无策。
我开始变得越来越爱哭泣,不能谈论我的病,说着说着,就开始哭起来,脑海中总是幻想着怎么去死。作为医生,我为自己设计了好几种死法,每一种都可以不露痕迹,像是自然死亡。慢慢地,我开始不能行走,腿和脚明明没有问题,就是不能走路,一走路,就好像要摔倒,但一直没摔过。哥们叫我去吃饭,我去不了,他们一人架我一个胳膊,我才勉强走到饭店。他们看着我,我看着自己,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了。
我妈每天琢磨我的病。有一天,她觉得自己突然想通了,她认为我是被吓了。她带着走路不便的我,找到我们村的一个老神棍,让他看看。老神棍翻开我的眼皮,对着我的眼白,上下左右地看。看了一阵,说是我枉死鬼缠身,还好身体壮,那枉死鬼才没有得逞,我才保了一条命下来。说着,拿起三根香,对着一碗水,不停地念叨,念了一阵,叫我把那碗水喝了下去。如此三次后,我依旧每天晚上睡不着,依旧想哭,依旧想杀死自己,依旧走路不稳。
也不知道是哪天起,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道光,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有了这个想法,心里就有了主心骨一样,我去找精神科医生看病。刚升上来的年轻的精神科主任,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在我的强烈要求下,还是给我做了一个心理的评估。做完之后,他小心地对我说:“是焦虑症,要不要吃点药?”
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,马上同意吃药。年轻的主任大约是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利地答应吃药,在他看来,许多人一听到精神方面的疾患,首先想到的是拒绝。可他不知道,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,若是医生说,吃屎能治我的病,我也会去吃大便。
药吃下去,很快奏效。慢慢地,那些胡思乱想就在脑子里消失了,和它们出现的时候一样,来无影去无踪的。一年多之后,我又恢复到以前,但工作是回不去了。我请假的那段,有人顶了我的岗,医院以我精神有问题为由,将我从外科发配到药剂科。我不肯去,到院办去闹,闹来闹去,也没结果。顶我岗的那个人,私下给了我两万块钱,说是补偿,并且说,我去闹也没用,千万别把精神问题又闹出来,得不偿失。
我去了药剂科,那里全由老头老太们组成。我去了,马上拉低了他们的平均年龄。他们对我的到来,也是非常欢迎,药剂科那些庞大的箱子,终于有人搬得动了。我跟主任说,我的腰椎受过伤,医生嘱咐过,不能用力,不能抬重物。主任戴着老花眼镜,他的双眼从镜片后射向我,看了一阵,说:“又来个没用的,老黄总是将废物塞到我们科室。”老黄是医务科主任。
药剂科每天的工作很闲。无聊的时候,我会想想,要是没有当年摔的那一跤,就没有后面的事,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?人生没有答案。
二
医院又换了新的领导,很年轻,听说在国外留过学,学习过先进的管理经验。至于是什么经验,他在会上讲过许多回,我一次也没听明白。我问科室的老主任,他也没听懂。一大堆名词,音译汉,拗口难懂,还有什么5W管理,说是要把我们医院建设成双一流医院。新领导去找上面,贷了一些钱,用于医院搞建设,马上有推土机来,将旧房子夷为平地,只将一些仪器搬了出来。我们龟缩在当年日本鬼子侵华时建的房子里头上班,夏天没空调,冬天没暖气,都靠身体硬扛。冬天实在太冷,老主任向医院申请了一个煤炉子,我们又过上烧藕煤的日子,上一天班下来,鼻孔都是黑的。
医院大楼建到一半,资金链断了,在建的大楼,一下子烂尾了。工程草草收场,施工人员在烂尾楼上铺一层绿色网膜,就带着工具跑了,只剩下漫天的垃圾和那座只能当垃圾的大楼。大楼像一头怪兽,静静地立在原地,张着嘴望着我们来来去去。我们依旧躲在旧楼房里上班,病人跑了一半,医院里但凡有点门路的,都另谋高就了,剩下些老弱残兵。
资金链一断,新领导就跑了,据说去外地一家医院当院长去了。他上面的靠山,三个月前被查了,进了监狱,这辈子只怕是难得出来了。不过,据说那靠山也不难过,他的儿女都去了国外,只剩他一个人在国内。本来他也想跑,出海关时候,被拦住了,没走成。
一时半会,我们医院也没人来接手,副院长当正院长用,可他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医院的账上不但没钱,还欠银行一个亿,职工半年没发工资,一个个饿得嗷嗷直叫。副院长只得进行改革,几个科室合并,做出特色科室来,能挣多少算多少,先发点工资,以解燃眉之急。
我依旧在药剂科做事。那年药剂科被要求装一个新系统,药房里的几个老头被电脑系统搞伤了,只剩下我和那个老是出毛病的云系统斗智斗勇。医院建议我再去考个执业药师证,名正言顺地上岗。倘若两年之内考不到,就等着下岗。
?我住的地方,是个小一室一厅,除了睡觉外,做不了其他用,连个看书的案头都没有。为了考这个证,我每天下班后,先不急着回家,而是在药剂科后面的一间小房子看书。那是放杂物的房间,堆积了各种形状的纸盒,长的方的,满满当当。房子的东北角有张桌子,上方有支白炽灯,打开后,房间里照得雪亮。虽然霉味扑鼻,好歹有个看书的地方。每个晚上,我就坐在那里看书,一般看到晚上十点,就起身收好书本,放在书桌上,关好灯和门,再走出医院的大门,坐车回家去睡觉,这样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。
有时候,我走出来时,会遇到张大中。他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,毕业后,也在这个医院工作。他在外科,待遇比我好,每月能拿到钱,也不用考什么执业药师证。他是医院的子弟,他的爷爷,他的妈妈都是医院的职工,他爷爷还是医院的元老之一,虽然早死了,但这段历史抹不了,医院的人都知道。
我和张大中,以前在学校的时候,因为住的不是同一个寝室,所以很少说话,只是偶尔遇到了,会笑一下,算是打招呼。倒是分到同一个医院后,因为是同学,所以关系亲密一些了。我和他虽是同学,却从来不主动谈起学校的事,我们心照不宣地将学校的事压在心底,似乎那里隐藏着一个伤疤,一揭开,就会流血流脓。
大二那年开学不久,张大中同宿舍的王泉生日。因为才开学,口袋里的钱还比较充裕,王泉就叫了宿舍里的人吃饭。后来又去唱卡拉OK,闹到半夜才回。张大中他们宿舍当时住了四个人,王泉只叫了张大中和另外一个同学吃饭,没有叫左郁同去。王泉平时和左郁关系不好,素有积怨,因此没有叫他。回来的时候,早就过了熄灯时间,他们在门口和宿管阿姨好说歹说,宿管阿姨因为那天是星期六,才手下留情,让他们进了宿舍大门。可当他们走到寝室时,发现寝室的门被反锁了。他们就不停地敲门,敲得不耐烦之后,开始叫骂。睡在寝室的左郁,后来还是给他们开了门,但满心不高兴。两帮人言语之间,有了冲突,但因为天色已晚,吵了几句之后,还是停了嘴。
那天晚上,王泉喝了不少酒。回到宿舍,还很兴奋,自娱自乐地唱了一会歌,说了一堆胡话,又给他那在外地读大学的女朋友打了一通电话,闹到凌晨三点还不肯睡。
第二天是星期天,王泉他们寝室的门,一直关着,当时没人在意。旁边宿舍的人过来玩,见门是关着的,就没有进去,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星期天的晚上九点多钟,旁边宿舍的人觉得不对劲,去推他们宿舍的门,门一推就开。
寝室里很安静,没有一点声响。但因为太安静了,推门的同学心里有一丝丝发毛,叫了其他同学一起进来,发现王泉他们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,早已没了呼吸。寝室没有打斗的痕迹,几具尸体面色青紫,除此之后,没有任何异常。这件事情后来查明了,是左郁干的,当时他已经跑了。几天之后,被逮了回来。
警察说,左郁很平静,也不后悔。谈起这件案子,左郁说,他在心里酝酿了很久。寝室里住四个人,其他三个人是一帮,专门针对他。他放在寝室的牙膏洗衣粉,舍友们说都不说,扯开就用,他对他们早就不满了。特别是王泉,趁着家里有钱,看不起他,他早就想过要结果掉王泉。至于具体如何实施,想了很多方法。他很看不起那些拿刀拿枪的人,他不愿见血腥。对于那些将杀人场面搞得声势浩大的,他从心底里看不起,别说,他还真做到了杀人不见血。
晚上,王泉他们喊口渴,左郁给他们倒了水,里面放了他平时攒起来的安眠药。左郁睡眠一直不好,不能中途被叫醒,醒了后,一个晚上的睡眠就报废了,跟着第二天的白天也报废了。他经常去开安定,这药他并没有吃,都存了起来。那天晚上发挥了作用,他将药全倒进了水壶里,灌进了王泉他们的肚子里。本来,左郁还留了后手的,如果安眠药不奏效,他还有另外办法致王泉他们于死地,可那个办法没用上,安眠药直接发挥了最大的作用。
不过,那一回,张大中逃过了一劫。他和王泉他们喝完酒,唱完歌之后,没有回寝室,他是本地人,家里离学校只有几里路。那天晚上,他从歌厅出来后,就直接回家了。那件事发生后,张大中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,才慢慢恢复过来。
那时候,学校也很紧张,接连几周的晚自习,辅导员都亲自坐阵。开班会,找同学谈心,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站在讲台上,日光灯在他头顶上照着,他满脸是汗。他头上居然有了白发,被日光灯一照,非常显眼。他说,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既然来到同一个学校,同一个班级,住同一个寝室,那就是缘份。大家一定要团结友爱,有什么事互相沟通,不要做互相伤害的事。
不知是不是听了辅导员的话,我们班后来空前团结,同学之间很友爱,但我和张大中,依然没有更多的接触。
我和张大中在同一间医院工作后,我们从来不提大学时的事,实在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觉得,如果那是一个伤口,结了痂,撕开了,一定又是鲜血淋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