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　　 “劈里啪啦！”
　　 “劈里啪啦！”
　　 “劈里啪啦！”
　　 这一连串的声音，是算盘珠子连续响。算盘珠子连续响，是我的手指不停拨弄的结果。
　　 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事儿，那时我二十一岁。是劳力组派到县“交管所”（全称交通运输管理所）的。
　　 当时，城关公社县城内“四关一门”（东南西北四关，西门）五个生产大队各派出一部分壮劳力，让这些壮劳力带着自己的架子车去县交管所，组成运输队，负责县城内和县域内各乡镇的货物运输。
　　 运输了货物，就有运费。运费清单，由交管所刘哥负责收取，刘哥再转交给我。我拿着运费清单去各单位结算，然后，将款项的一半发给个人，另外一半，交到劳力组。劳力组再将其中的大部分拨给生产队，算是生产队的财政收入，生产队将钱折算成工分，记到那些壮劳力个人身上，折算以后的工分参加生产队一年两季的粮食分配。
　　 这些运费的账目，必须一月一结算，上报到公社劳力组。所以，每到月底，我都要忙活几天，将算盘珠子拨弄得上上下下不停跳动，不停跳动的算盘珠子就发出“劈里啪啦”的声响。
　　
　　 二
　　 我到公社劳力组，多亏了当时城关公社“革委会”（全称革命委员会）的干部老杨。老杨本名叫杨锁柱，跟我爹的年龄差不多。“革委会”之前，他是副社长。当时，他兼任着东关大队的“驻队干部”，偶尔，会光顾我家。他光顾我家，是因为我爹当时是生产队会计。
　　 有一次，他来到我家，看到我家墙上贴的两幅白纸条幅。条幅上是我用毛笔写的当时领袖的《卜算子.咏梅》和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的全文。我跟着我堂姑父曹克强学过一段书法，学了点儿皮毛，就不自量力，挥动毛笔写到白纸上，还签上了“剑笔”的名字，贴在我家墙上。“剑笔”这名字，是我赶时代潮流，给自己取的。
　　 老杨盯着那条幅，左看右看，看了一会儿，指着那条幅，问我，“‘剑笔’是谁啊？”
　　 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红着脸回答他：“是我。”
　　 “上面的字儿真是你写的？”他瞪着眼问我，他的眼本来就大，这一瞪，更大。
　　 他这一瞪，我不知是什么意思，心里慌乱，脸上发烧，低下头，回答他：“真是我写的。”
　　 他哈哈笑了起来，“写得不错啊！”
　　 我慌乱的心才有所平静。
　　 他又拿起我床头的一本日记本，翻看起来。那里面的内容，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，短文诗歌都有，一小部分，是摘抄。他看了一会儿，问我，“里面的内容是你写的？”
　　 “是。”我老老实实回答。
　　 “我拿走看看，中不中？”
　　 “中。”
　　 大概一周左右，他又到我家，将日记本还给我，对我说，“读了你写的这些东西，能看出来，你的文字功底不错，有发展前途。”
　　 听了他的话，我心中暗喜。
　　 他又说，“公社准备成立一个劳动力管理小组，专门管理县城内各机关的临时工和合同工，公社抽一个工作人员当负责人，从城里四关一门五个大队各抽一人，一起负责管理工作。你想去吗？”
　　 听了他的话，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　　 他又笑着对我说，“不用着急，你慢慢考虑，跟你爹娘商量一下，过一段时间，再回答我。”
　　 “好！”我点点头。
　　 他走后，我想了好久。
　　 我高中毕业，快两年了。毕业后，一直在生产队劳动，干着最原始且效率极差的农业活儿，虽然也学了开柴油机和焊工技术，却几乎没有用武之地。上高中时，我满怀理想，想着将来一定会有大作为。不曾想，毕业后，只能回到生产队劳动，理想被摔在黄土地上，碎成八瓣。这让我很不甘心。我不甘心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一辈子，我时刻期待着能走出黄土地。我渴望考大学，所有的大学却都停止了招生。我渴望像吃商品粮的同学一样，高中毕业以后，能找到个体面的工作，到单位上班，挣工资，却因为农业户口这个身份限制，只能“扎根”黄土地。我渴望当兵，却因为家庭出身颜色不红反而发灰被排除在外。这一次，如果真能到公社去，毕竟算是离开了黄土地，脱离了最原始的农业劳动，说不定，时运好了，说不定，还能会成为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呢。
　　 人生际遇，往往是一闪而过，抓住了，也许就能走出低谷，抓不住，也许会一直沉沦。我不愿失去这次机遇。
　　 我爹和我娘也都鼓励我去公社劳力组。
　　 不曾想，过了几天，老杨还没找我，大队部附近的墙上却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。上面说我是右派孙子，国民党员儿子，本应该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却要到公社去，“站到贫下中农头上”，他们决不答应，其中还引用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话：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。当时生产队闹派性，分为两派，这张大字报，是跟我爹不一派的人写的。我看了大字报，像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，晕晕乎乎，垂头丧气，回到家里。
　　 我爹娘听我说了大字报的事儿，安慰我，我娘说，“不去就不去，在生产队劳动，人家能活，咱也能活。”
　　 活是能活，却活得卑贱憋屈，无所作为。爹娘的安慰并没有让我的心情好转。为了不惹他们生气，我又得假装不生气。只有在没人的地方，偷偷叹息，悄悄啜泣。
　　 过了两天，老杨又到我家，告诉我，“明天，你去公社劳力组上班吧。”
　　 我有些诧异，问：“不是有人贴大字报反对吗？”
　　 老杨摆摆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这是公社和大队两级革委会共同决定的，个别人反对，不用理他。”
　　 第二天，我就到了劳力组上班。
　　 一个人的一生中，在人生低谷时期，如果有贵人搭就，就可能走出困境。这样的贵人，并不多见。老杨顶着被人贴大字报的压力，让我去劳力组上班，就是我这一生中几个难得的贵人之一。
　　 后来，“革委会”解散，老杨恢复了副社长职务，才后来，升为社长，党委书记，再后来，又当了局长。
　　 等我在县一中当了教师，有一天，他到学校来。我看见他，急忙走到他跟前，对他说，“当年，多亏你帮助我……”
　　 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摆摆手，说，“还是你有真才实学啊。当年，我看重的就是这一点。如今，你又到咱县最高学府当老师，我真替你高兴。努力吧，你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的。”
　　 我们说了没几句话，有人叫走了他。他和我挥手作别。
　　 再后来，他的女婿到一中当校长，我是副校长。我对他女婿说了过去的事情，并说，“你岳父是我的贵人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他的恩情。”
　　 他有病住院，去探望他，已是满头白发非常憔悴的退休老头，我旧话重提，表示感谢，他依然笑着摆摆手，“那都是我该做的，关键是你有才能。”
　　 他已经作古，我也早已满头白发，进入古稀之年，他的音容笑貌，却依然时而浮现在我眼前，他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善良和宽厚，令我难以忘怀。
　　
　　 三
　　 “俊明，该咋着咋着，别因为咱是亲戚，叫你说不起话。”
　　 说这话的，姓王，中等个，虎背熊腰，浓眉毛，紫酱脸膛，一笑俩酒窝。一看，就给人既憨厚又温和的印象。他是我祖奶奶的娘家后裔，按辈分儿，我得喊他叔叔，家在西门。他也在运输队里，他从我这儿领取运费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因为我们是远房亲戚，要求我特别照顾，多领一点儿钱。
　　 还有一个亲戚，是我四奶奶的娘家兄弟，姓贺，家在南关，按辈分儿，我得喊他舅姥爷，他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语，也从来没有要求我特殊照顾。
　　 当时运输队一共有二十多个人，二十多个人，四五十双眼，都盯着我，特别是盯着看王叔和姓贺的舅姥爷，看我有没有对他俩行私，让他俩占点儿光。一年多过去，没发现什么，也就没人就这个话题非议我。
　　 二十多个人里，各种秉性的人都有，免不了有几个总想沾点儿小光的人。
　　 一个姓赵的，特别会黏糊，一到领钱的时候，总是要找出点儿理由——譬如因为下雨淋湿了货物，赔了钱；再譬如车子歪了，损坏了货物，又赔了钱；再譬如车子坏在路上，一天的路程变成了两天——让我提高一点儿付给他个人的比例。我虽然坚持原则，却搁不住他软磨硬泡，心软了，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，就适当照顾一下，让他多领几毛钱。
　　 他刚走不久，又来了一个姓高的，长得像熊，说话粗鲁，粗喉咙大嗓门，上来就说，“你让老赵多领了，也得照顾一下我。”
　　 我告诉他老赵有正当理由，他就说，“我也有正当理由。”
　　 然后，说出一条来。不行，再说出一条来。再不行，就提高嗓门，大声喊叫。
　　 这样的人，要跟他计较，他就能跟你撕破脸皮。我只好也稍微照顾一下，让他多领几毛钱。
　　 其实，根本原因，不是我经不住软磨硬泡，也不是我惹不起泼皮无赖，最关键的是，虽然我要坚持原则，但是我也拉过架子车搞运输，干这活儿的辛苦，感同身受。
　　 那时候，路况不好，大多是土路，还有沙土路，一个人，拉着装满一千多斤甚至两千斤货物的架子车，弓着腰，一步一步朝前走，要走完几十里路，甚至上百里路，需要力气，更需要耐力。大冬天里，也得脱掉棉衣，大热天了，更会挥汗如雨。碰到上坡或者沙土窝，需要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能走动，有时候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也许还纹丝不动，如果有同行的人还好，如果是孤人单车，只能原地不动，等到来了路人帮忙，才能移动。他们这么辛苦，拉一趟，也就挣几块钱，很少有超过十块的时候。
　　 当时，很多人家里还经常因为填饱肚子发愁，一个烧饼一毛钱，他们能多领几毛钱，就能多买几个烧饼，就能让家里人吃一顿饱饭。
　　 正因为感同身受，我才知道他们的辛苦和劳累，知道他们不惜丧失自尊缠着我想多领几毛钱的苦衷。我打心眼里同情他们。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下，在“劈里啪啦”打着算盘计算的时候，归入公家的部分，能“四舍”的，尽量舍去，需要“五入”的，尽量不入。
　　 但是，我的原则是，一视同仁，不能厚此薄彼。
　　
　　 四
　　 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跟他们相处得越来越好。闲下来，他们爱打牌，打完牌，有时候，赢了的钱，拿出来吃一顿，解解馋。每逢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会叫上我，凑几个菜，弄点儿卤猪肉花生米之类的，再弄几瓶“九毛辣”（地区酒厂出的白酒，五十二度，九毛钱一斤。老百姓笑称“九毛辣”），就着菜肴，喝着“九毛辣”，侃着大空，一喝就是大半夜。这种活动，他们从来都不让我掏钱。
　　 后来，他们打一种纸牌，纸牌上印的图案和麻将牌一样。每逢打纸牌的时候，他们也邀请我参加，告诉我，我只管跟着打，不计输赢。我会打麻将，就是跟他们学的。打完了，也必定聚聚餐，解解馋。
　　 我和他们之间，关系越来越亲近和谐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膜和戒备，似乎越来越淡薄。
　　 那时候，我在劳力组，依然是农民身份，除了每天按正常出工在生产队记工分，每个月，也领很少的现金补助，具体数目，如今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不会超过十块钱。虽然干的活儿比较体面，管着一大帮子人，实际上，要是算收入，还没有他们挣得多。他们就有人想办法让我也跟着挣些钱。
　　 有一次，有一个人，姓张，通过关系，找了到县粮库翻晒粮食的活儿。好几个仓库，每个仓库得有几十万斤粮食，算下来，总得有一两百吨的样子。任务完成之后，每个人能挣个几十块钱。
　　 老张告诉我，“这个活儿，是通过私人关系找的，你不上报劳力组，就不用扣我们的钱。”
　　 我想了想，觉得他们确实不容易，就答应了他。
　　 老张又说，“你在这儿挣不几个钱，也不忙，干脆，你跟我们一起去粮库晒粮食吧，等发了钱，分你一份儿。”
　　 老张点子多，在二十几个人里，威信最高，是自然领袖。
　　 听了他的话，我还有些不好意思，“这怎么行呢？要是上边发现了……”
　　 没等我说完，他就说，“我们大家平均分，匀出来一份儿，悄悄给你就是。上边咋会知道？”
　　 我还是有些担心，“要是你们里面有人捅上去，咋办？”
　　 “你放心，往上捅你，不也等于捅我们自己吗？傻子才会这么干呢。”
　　 想想也是，要是有人把我捅上去，也等于捅了他们自己的马蜂窝，他们就得按比例上交收入，个人收入自然要减少。
　　 经他劝说，我才去了粮库。
　　 粮库里的粮食在粮仓里，需要装好麻袋，背到晒场，摊开晾晒，晒好以后，再装进麻袋，背进仓库，倒进粮仓。
　　 一开始，他们提出，我只管装麻袋，不用背。这活儿轻，他们是照顾我。我不愿意搞特殊，轻轻松松挣钱。我坚持和他们一样背麻袋。
　　 粮仓的墙，得有两三米高。出仓的时候，需要沿着木板走斜坡，由最高处一步一步走下来；回仓的时候，需要沿着木板斜坡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处。
　　 一麻袋玉米，大概一百五十斤，一麻袋小麦，大概一百七八十斤。我肩背麻袋，一手抓紧麻袋一角，一手抓紧麻袋口，还要注意脚下，不能离开木板。稍不留意，一脚踏空，或者麻袋口松了，会将粮食撒在地上，前功尽弃；或者摔伤自己，更不划算。所以，每走一步，都必须小心翼翼。
　　 晒粮食，需要在夏季响晴天，响晴天，温度高，稍微一动，就浑身淌汗，更别说背着装满粮食的麻袋上下斜坡了。我硬是坚持着，和他们一样，光着脊梁，背着麻袋，上上下下。虽然年轻，也感到很吃力，但我硬是坚持着，不休息。
　　 他们都劝我，“少背点儿，歇歇吧。”
　　 我不愿意认怂，照样和他们一起，继续忙活着。
　　 结果，那一个活儿下来，我分了几十块钱，当然，他们比我得到的更多。果然，正如老张预料的那样，后来，那件事儿，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　　 因为这件事儿，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更融洽。
　　
　　 五
　　 我和他们相处了一年多，就分开了。分开之后，我去县化肥厂当了亦工亦农合同工，恢复高考，又考上大学，毕业以后，到县一中当老师。其间，县运管所运输队也不知何时解散了。
　　 他们当中的人，有的，后来飞黄腾达了。譬如那位姓赵的，后来当了大队支书，成了“土皇帝”，我们单位，就在他所管辖的地面之内，有时候，他到我办公室交涉公事儿，嘻嘻哈哈，说跟我一位近亲是朋友，跟我套近乎。有的，发了财，譬如一位姓傅的，八十年代初，就成了“万元户”。我们大概相遇过一两次，见了面，他上赶着跟我握手，手上戴着金戒指，金闪闪发亮。那位老张，自己开了个烟酒门市部，门面好几间，生意挺兴旺，却不张扬，闷声发大财。那位姓高的，在集市上卖肉，我赶集，他看见我，总要热情打招呼，要我买他的肉，称完之后，总还要给我添上点儿。他这样的人，发不了大财，却也能将日子过得比较富裕。当年的运输队，也算是卧虎苍老。倒是王叔和那位姓贺的舅姥爷，虽说吃喝不发愁了，跟别人相比，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，这大概跟他们为人过于老实本分有关。见了面，彼此笑笑，说几句闲话，匆匆别过。
　　 每逢遇见他们其中的一位，我就想起了当年在县运管所拨动算盘珠子的情景，“劈里啪啦”的声音，又像音乐一样，在耳旁响起。